6月1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，重庆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、党委书记邓恢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
由此前溯，2017年10月9日，中纪委对重庆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党组书记、局长何挺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，同月给予开除党籍、行政撤职处分；2012年3月15日，曾任重庆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党委书记、局长的王立军被免去重庆市副市长职务，同年9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
身为省部级城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党委（组）书记、局长，谁能说他们“官不大，权不重”？但只要敢伸手，就必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。说明我们的纪律监督、法律监督是行之有效的，说明我国在“以法治国”和“构建反腐倡廉建设长效机制”方面卓有成效。
然而，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岗位，连续三任前仆后继。虽然不具有普遍性，但也决不是孤例。让我们不能容忍的是，十八大至今已经八年多，中央持续高压反腐之情势下，仍然出现这种同岗“前腐后继”现象，不能不说是触目惊心的。这说明长期累积起来的腐败土壤难以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，不少带病工作、带病提拔的干部仍在重要领导岗位上。
正因如此，一些人在看待这些腐败案件时，看不清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，不能从人生观、价值上认识反省，反而说，是被惩处干部太倒霉，太张扬；或是站错了队，跟错了人。有这种认识的人，大概包括两类：一类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感受，认为没有查处的腐败分子比暴露的腐败分子还多。一类是身在腐败群体之中，了解到有许多暗藏的腐败分子还没有被查处，就心存侥幸，不在根本上反省，而在加固势力范围上下功夫。原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就是此类人，他没有吸取前任白恩培的教训，而是自立山头，巩固小圈子，照搞腐败，最终重蹈覆辙。十八大后不收手被查处的大多应属此类。我们要正告那些执迷不悟的人，到了认清形势，回头是岸的时候了。
我们深入研究王、何、邓履历后发现，王立军除了官职外，还有教授、研究员头衔，发表有数十篇公安方面的论文；何挺曾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、青海省副省长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务；邓恢林曾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兼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。应该说，他们三位都是人才，都曾被委以重任，都曾在多地工作过，有两位还在国家级单位工作过。虽然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落的马，但从人的思想变化、违纪违法轨迹来看，都有一个由小到大，由少到多，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那么，我想问：在这个过程中，为什么不能及时预警，防微杜渐呢？
通过研究更多落马官员案例，我们发现这样一种不正常现象，不少腐败官员，昨天还在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完人形象出现在重要场合，不论是官方媒体，还是自媒体，鲜有对他的批评文章、帖子；他们在各种场合鲜遇监督性批评。然而某一个今天，突然就看到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发布消息，某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。
欧阳修说：“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。”落马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腐败分子，但不幸的是，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舆论氛围盛行的是“为长者讳，为官者讳”，只要他不倒台，他的优点被无限放大，他的错误被隐瞒、掩盖，甚至被鼓励、纵容。而那些最终落马的当权者往往还傲慢，听不进不同意见，甚至打压不同意见。可以说，不少官员的落马是“自杀”、“捧杀”、“纵容”三个因素综合促成的。
我们的党历来非常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但遗憾的是，现实生活中和许多工作单位并没有形成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的良好氛围，许多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流于形式，上级批评下级容易；下级对上级不敢批评、不愿意批评，不得不批评时，还得事前沟通，避重就轻；同级之间批评也是小心翼翼。人大的法治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。在一些视察、调研、座谈活动中，当哑巴、喇叭、挠痒的人多，真批评的人少。如果谁敢真批评，敢较真，得到的不是重用，反而是冷脸子、小鞋子等着你。
我们的官方媒体和自媒体还没有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。一些媒体为了稳妥，不犯错误，乱设敏感词，搞“紧箍咒”，批评的声音很难发出来。
如果我们在充分发挥纪律监督的警示、惩戒和法律的惩罚作用的基础上，能依法保障媒体和公民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权利，能建立起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的长效机制、形成良好的常态化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氛围，能让人大的法治监督、政协的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作用，让有使命感、敢批评、善批评的人有专任职务、保护屏障，批评权力、批评媒介、反馈渠道。就能让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、媒体、人大、政协等监督者多点敬畏之意，少点傲慢之态；多点谦谨之心，少点骄贪之念；能听逆耳忠言，慎防阿谀之人。就能在法律之剑举起之前，最大限度地对那些思想初现腐化苗头、行为有违纪违法动向的领导干部及时警示、干预，使其早作警觉，悬崖勒马，也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有才能的领导干部行稳致远。
这里，我们不得不说一下题外话，一切监督都是外因，一个干部能不能行稳致远，根本上是内因在起决定作用。为什么在我国考公务员是个大热门？我相信其中有相当一部门人怀有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政治理想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中的是“政治地位”、“特权”和“权利寻租”带来的超额利益。可以说，这部分人从政的初心和党的初心背道而驰，根上就出了问题，这样的人当干部几乎是“天然腐”，他们走向腐败是必然的。
那么在高压反腐态势下，依然搞腐败的人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除了心存侥幸和惯性作用不能自拔者外，还有一种人怀着“赌徒”冒险心态，他们奉行“撑死胆大，饿死胆小”信条，从钻法律空子，打擦边球始，以胆大妄为，无所顾忌，落入法网终。这种人出事的概率自然也相当大。
所以，在综合发挥各类监督作用的同时，干部从政初心教育、干部选拔审查和腐败案例警示教育也要常抓不懈。（吉利区 孙鹏举）